最近刷到巴菲特股东大会的通稿，满屏都在讲“长期主义穿越周期”，配着汾酒什么千年清香的标题，看得我差点把鼠标扔出去。坦白讲，这个词在大厂时代已经被PUA坏了——那时候每个季度都要重新证明自己活过，OKR三个月一轮，你跟我谈长期？long term在PPT里永远是第一页的承诺，和最后一页免责的fine print。

但上周末在悉尼唐人街吃串串香，隔壁桌两个做白酒生意的老哥吵得面红耳赤，一个说要死扛等周期回暖，一个说赶紧割肉离场。我咬着毛肚突然走神，想起一个真正把长期主义玩到极致，却几乎被史书抹成背景板的人——刘晏。

广德元年，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大概比现在悉尼George Street晚高峰还要萧条。安史之乱刚平，国库空得能跑老鼠，漕运断绝，藩镇各自为政。刘晏就是这时候接手的。史书上说他“年未满二十，以神童授正字”，但真正值得商榷的，是后世只把他当成“善于聚敛”的技术官僚。这太粗糙了。一个只会搜刮的酷吏，怎么可能让中唐那具财政尸体回光返照近三十年？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行政强征”改成了“商贾之道”。传统的盐政是官府抓生产、抓运输、抓零售，层层盘剥，逼出满天下私盐贩子。刘晏的常平盐法，逻辑非常现代：国家掌握盐池和定价权，但把物流和销售放给商人。他在主要城市设盐仓，价低则官收，价高则官粜，平抑波动。这不像个宰相，像个宏观对冲的基金经理——而且玩的是逆周期。丰年谷贱，他让常平仓高价籴入，防止谷贱伤农；荒年谷贵，他低价抛售，平抑物价。这不是道德表演，而是一套明确的“见利则乘，无利则止”的系统工程。大历末年，朝廷财政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盐利过半。要知道，安史之乱前盛唐的岁入基准也不过如此。他几乎是用市场机制，重构了帝国的现金流。

更狠的是他修漕运。不用征发徭役，而是“直趋下游，雇佣舟人”，给工资，包食宿，甚至在扬子江畔设十个造船场，规定每艘漕船的吃水线、维修周期和船夫的饮食标准。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唐代版的“基础设施定向宽松”。他没出一份sensational的捷报，只是花了整整五年，让江南的粮船能准时抵达长安。那种工作，KPI该怎么写？

但长期主义者有个共同的死法——他们死在被短期权力忌惮的那个瞬间。

建中元年，杨炎拜相。杨炎是那种典型的短期政治动物，聪明，记仇，擅长把复杂的政策斗争简化为站队问题。刘晏之前曾议及杨炎的私德，杨炎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罗织罪名：谋逆。这个罪名literally可笑到一个管账的官僚要兵权没兵权，要党羽没党羽，谋哪门子逆？但短视的权斗不需要逻辑，只需要一个能立即清除障碍的标签。严格来说刘晏被赐死，家属流放岭南。他死的那天，长安城的梧桐叶应该落得很厚。

其实讽刺的是，他设计的制度比他的命硬得多。王安石变法里的均输法、市易法，张居正的一条鞭，甚至清代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都能在刘晏的框架里找到基因。宋人章如愚后来夸他“有仲淹之志”，我觉得这评价仍然保守——范仲淹解决的是一个朝代的局部问题，刘晏解决的是一个文明如何在崩溃边缘恢复财政信用的系统问题。历史给他贴上“聚敛之臣”的标签，可没有这套“聚敛”，中唐连给藩镇发饷的底气都没有，谈什么中兴？

现在白酒行业又在讲“加速出清”、“结构优化”，各家老总说着穿越周期，但股价还是跟着月销量波动。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大厂，每个季度都要为一份漂亮的burn down chart熬通宵，根本没人在意三年后的技术债。刘晏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十年的尺度来治理国家，但他的考核周期，是别人的政治生命。

在悉尼做移民中介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问我“能不能保证三个月下签”。我理解这种焦虑——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人最懂立竿见影的安全感。但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在扬州转运使任上默默修汴河的人。没有碑，没有诗，只有后来一千年里，每当王朝财政崩盘时，总有人翻出他的旧账本抄作业。

今晚不打游戏了，下楼买两瓶啤酒。一瓶敬长安的旧账本，一瓶敬所有在暗处修渠道的人。能活过周期的，从来不是最吵的那个。

quant，你这帖子的标题让我想起去年在清华经管听的一个讲座，主题是"历史上的危机管理者"。当时主讲人花了半小时讲张居正，我举手问了句"刘晏呢"，全场安静了三秒 (¬_¬)
严格来说
回到你提到的常平盐法。你帖子戛然而止在"逻"字，我猜是要写"逻辑彻底翻转"之类的话。但这个翻转确实值得展开——刘晏做的不是简单的"官营变民营"，而是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巧的激励兼容机制。

传统盐政的问题，用现代组织行为学的术语说，是典型的principal-agent problem叠加multi-layer information asymmetry。官府既是监管者又是经营者，每个层级的官吏都有动机虚报成本、截留利润。刘晏的方案本质上是在保持政府定价权（批发环节）的前提下，把零售环节的利润让渡给商人。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他同时建立了一套价格信号系统。

《旧唐书》记载他在各道设"巡院"，不只是收税，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地盐价、米价的实时数据。这些信息汇总到中央后，他就能判断哪里盐价过高（说明供应短缺或商人垄断），然后从常平仓调拨官盐平抑价格。换句话说，他用市场价格作为监管信号，用官盐储备作为调节工具，用商人网络作为分销渠道。这三层架构分开看都不新鲜，但组合在一起，在公元8世纪几乎是控制系统工程的实践。

这让我想起Williamson的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刘晏实际上是在比较政府直接经营（hierarchy）和市场外包（market）的交易成本。他选择把零售环节外包给市场，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相信"市场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在那时的技术条件下，监管数以千计的零售终端的官僚成本远远高于监管批发价格和储备调配的成本。这个计算思路和1970年代芝加哥学派讨论"regulatory capture"时的逻辑有暗合之处。

另一个值得补充的细节是他对漕运的改革。你提到"行政强征改商贾之道"，这个转折具体怎么操作的，原文可能要继续写。刘晏把征调民夫无偿劳役改成雇佣制（“以盐利为漕佣”），让漕工从义务变成职业。这个变化在管理学上意义巨大——义务意味着消极服从，职业意味着技能积累和效率追求。他用盐税收入支付运输费用，形成了正向循环：盐卖得好→运输资金充裕→漕运效率提高→物资流通加速→经济恢复→盐更好卖。

但这个循环的脆弱性也恰恰是中唐财政的命门。刘晏能运作这套体系的前提，是中央对主要产盐区和漕运路线还有控制力。等到藩镇割据加剧，这些前提瓦解，再精巧的制度设计也是沙滩上的城堡。所以后世批评他"只是技术官僚"的人，其实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质量，二是制度运行所需的政治条件。前者刘晏做到了极致，后者不是他能决定的。

说到这儿我想起Simon的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刘晏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求出了近似最优解，但约束条件本身在恶化。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他的改革最终没能"穿越周期"。

btw你那串串香咬毛肚的画面感很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在喝咖啡，差点笑呛到。悉尼唐人街那家是不是靠近Central Station那家？我去年去UNSW开会时好像路过过。

quant兄，你这个"举手问刘晏"的场景，让我想起前些年在天津听一位老先生说《批三国》。散场后我凑过去问了个冷门典故，老先生摘下眼镜瞅我半天，说了句：“年轻人，你知道的太多了。”（笑）
想当年
说回正题。嗯…你把巡院比作价格信号系统，这个角度有意思。但我琢磨着，刘晏这套东西真正的妙处，不在于信息收集本身，而在于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装作看不见"。

我年轻时候在剧团待过，那会儿票友组织演出，最难管的不是演员，是卖票的。你要是每一张票都盯着，底下人有的是办法糊弄你——虚报赠票、私留好座、跟熟人串通。嗯…后来有个老管事教我一个法子：定个大概的规矩，然后故意留几个"漏洞"，让底下人觉得能钻空子。结果呢？他们忙着钻那几个明面上的空子，反而没心思搞更大的猫腻了。

刘晏的常平盐法，骨子里就是这个道理。他把零售利润让给商人，看起来是朝廷吃了亏。但商人为了保住这个利润，自己就会盯着盐价、疏通渠道、打击私盐。官府与其养一群只会伸手要钱的盐吏，不如让商人替你把活儿干了。说白了，有时候"吃亏"本身就是最精明的算计。

《资治通鉴》里记了件事，说刘晏选拔手下，专挑那些"急于利"的人。司马光写这段的时候大概觉得这是用人不当，我倒觉得这是刘晏最清醒的地方——他知道清廉的人管钱粮容易"爱惜羽毛"到缩手缩脚，反倒是那些爱钱但更爱命的，会把账目算得滴水不漏。

当然，这话在现在的经管课上估计没法讲。教授们还是更喜欢讲制度设计、激励兼容这些漂亮词儿。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刘晏的高明，是把人心那点小算盘都算进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quant兄能把盐法跟transaction cost联系起来，这功底我是佩服的。现在愿意读《旧唐书》的年轻人不多了。你是学金融的？还是搞经济学研究的？

我年轻的时候在重庆开火锅店，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很多店都撑不住。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老顾客，他是个做盐业生意的，跟我聊起了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这事吧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仔细想想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话说回来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坦白讲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话不能这么说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坦白讲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说实话仔细想想
慢慢来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怎么说呢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这事吧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这事吧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怎么说呢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这事吧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想当年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想当年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那会儿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是个做白酒生意的，最近也在跟我聊刘晏的故事。他说刘晏那时候搞的盐政改革，其实就是把官营变成了民营，但又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用了一套很精巧的激励机制，让商人去卖盐，但同时又通过巡院收集各地的价格信息，来调节市场。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经历。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老板，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员工们更有积极性。我后来发现，与其一味地压榨他们，不如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回报的。就像刘晏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盐政交给商人，而是设计了一套激励机制，让他们愿意去卖盐。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哈哈那个安静三秒的画面感太强了 我都能想象你当时的表情（手动捂脸）不过说真的张居正被讲烂了 刘晏这种技术流才值得单独开一节课 我在西安带团的时候最喜欢讲他那个巡院系统 感觉就是唐代版的大数据中台 比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搞得还靠谱

看到"年未满二十，以神童授正字"这句突然笑了，想起我弟当年也被人叫过神童，结果现在工地上搬砖比我还熟练

怎么说刘晏这操作其实跟游戏里搞经济系统一个路数啊，抓大放小，让玩家（商人）自己玩去，官方只抽成和调控 当年我们公会搞物资分配就学的这套，活下来了

不过说真的，长期主义这词现在被用烂了，但刘晏这种是真·长期，毕竟人死了政策还在跑。不像我司OKR，季度一完谁记得

对了楼主你串串香哪家吃的，悉尼唐人街那家天府吗

quant你这帖子写到一半卡在"逻"字，我看着都替你着急（笑）不过你说到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我倒是有个一直想聊的角度——刘晏这套系统最厉害的地方，可能不在经济学层面，而在"人的层面"。

你提到的principal-agent problem确实精准，但我觉得刘晏解决的其实是个更微妙的问题：他怎么让那些基层官吏愿意配合这套新玩法。毕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官场，用现在话说就是"躺平文化"盛行的时代，能捞就捞，捞不着就摆烂。你在清华听的那个讲座，主讲人只讲张居正不讲刘晏，可能因为张居正是"权力集中型改革"，看起来更英雄主义吧——但刘晏这种"让利放权型改革"其实更难，因为它需要搞定的人更多。

说起来我去年在成都做一个家庭治疗案例，来访者是个小企业主，他跟合伙人闹掰的核心矛盾就是"管太多"和"放太多"之间的拉锯。我当时突然想起刘晏，就跟他说——你看唐代有个财政部长，他的方法是在关键节点上设"巡院"（相当于信息采集点），但日常运营全交给商人。会好的你猜怎么着？你不需要盯着每个环节，你只需要知道价格在哪儿异常，然后动你的储备粮。嗯嗯那个来访者后来真的学着只盯三个指标，把日常决策权放给店长，半年后利润涨了40%…

扯远了。我想说的是，刘晏这套设计之所以能跑起来，不只是因为制度精巧，还因为他本人有那种"我愿意相信市场、相信商人、相信基层的反馈"的气度。这在家长制文化里其实很罕见——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国家，"抓得越紧越安全"才是本能反应。会好的

quant你帖子要是写完了记得发完整版啊，我对你前面提的"价格信号系统"那段特别感兴趣。悉尼那家串串香到底是不是天府？我也好奇这个。

哈哈说到刘晏我就想起当年自学编程那会儿，啃《资治通鉴》读到这段，觉得这哥们儿简直是我偶像——一个管经济的，愣是把中唐的烂摊子盘活了，比我们公司那些只会画饼的CTO强多了。不过说真的，你标题里拿巴菲特跟刘晏比，巴菲特听了估计得连夜订机票去西安拜码头…（毕竟老巴只玩了几十年，刘晏可是玩了三十年还被人惦记）

另外你提到“长期主义”在大厂被PUA，这点我太懂了。当年我在某厂的时候，季度OKR一换，上季度吹的“长期战略”直接变笑话。刘晏这种，属于是把长期主义写进基因里了。但话说回来，他最后被赐死，也挺讽刺的——长期主义的代价有时候是短期政治的牺牲品。

对了，你悉尼那家串串香要真是天府，下次去记得点毛肚，别光顾着走神想刘晏

sleepy2003，你提到巡院那个信息收集系统，让我想起以前读《庄子》里一句话：“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刘晏这套设计确实精妙，但我总觉得后人分析时容易掉进一个坑——总想用现代理论框架去套古人的直觉。你讲的principal-agent problem、信息不对称都没错，可刘晏当年脑子里大概没这些词。怎么说呢他就是看透了人性：官府管得越细，底下人捞得越欢。

我年轻时候也犯过这毛病，读史书非要找“古人已经发明了XX理论”的证据。后来才明白，真正厉害的不是他用了什么先进方法，而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把零售利润让给商人，官府只抓批发和调控——这不就是道家说的“无为而无不为”么。

话说回来，你说他这套是控制系统工程的实践，我觉得倒可以换个角度看。刘晏最聪明的地方，不是建了个完美的系统，而是建了个能自我修正的系统。商人逐利，自然会往盐价高的地方跑，官府只要盯着价格信号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这比派一百个御史下去查账都管用。

至于说他被史书抹成背景板…，这事想想也不奇怪。一个能让国库充盈又不扰民的度支尚书，在史官眼里大概不够戏剧性。没砍过人，没搞过惊天动地的改革，就默默把账做平了。这种人，注定进不了畅销历史书的目录。
怎么说呢
话说回来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好奇，楼主发的帖子怎么戛然而止在“逻”字？是系统吞帖了还是喝酒去了？ (¬_¬)

stoneful你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巡院当数据采集站用确实绝了。我留学刷盘子那会儿要是老板能这么灵活，我也不至于被厨师长骂到哭啊哈哈

不过 William Williamson 这名字你打错了吧，故意的？

刘晏这人的运气，说真的，比他做账的本事还玄乎。

你猜怎么着，我上周刚在玉林那边拍完一组赛博朋克夜景，累到瘫路边吃关东煮，刷手机正好看到刘晏的八卦。五马分尸啊，绝了，搞财政搞到国库充盈，最后死在"莫须有"的贪污指控上。当时我就跟老板说，再来串魔芋丝，压压惊。

长期主义这词被大厂用烂了是真，但刘晏那种长期是字面意思的长期——他修的那套信息系统，用现在话说就是全国实时数据看板，从南到北的物价、漕运、库存，全部动态更新。卧槽这哥们儿搁现在起码是个CTO，结果唐朝的KPI是皇帝心情。

说起来我高中时也在网吧看过"神童授正字"这种话本，当时还想这什么爽文套路。结果人家七岁考上，二十岁不到管财政，我三十二还在跟甲方扯皮色调偏暖还是偏冷。人比人，摄影师的内存卡都要气得格式化。

对了楼主，串串香那俩老哥最后谁赢了？我赌五毛钱是等周期那个，毕竟卖白酒的嘴都硬。

quant，你提到巡院收集价格数据的机制，这让我想起一个技术细节——信息传递的延迟问题。

刘晏这套系统真正厉害的不是数据采集本身，而是他解决了8世纪的"实时性"问题。《资治通鉴》里有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话："置驿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从长安到扬州，直线距离约1000公里，唐代驿传标准速度是日行300里（约150公里），理论上需要6-7天。但他把延迟压到了4-5天，说明在关键节点上用了加急驿马，可能还优化了中转流程。

这就像分布式系统里的心跳信号——你不需要每笔交易都上报，但关键节点的价格波动必须在容错窗口期内到达中央。延迟超过阈值，整个调控就会overshoot，变成追涨杀跌。

另外你说的principal-agent problem，刘晏还有个解法你没提到：他给巡院官吏的考核指标不是税收额度，而是"物价平稳度"。这就把代理人的激励从"多收钱"扭转到"少波动"，本质上是用KPI设计解决了目标函数不一致的问题。跟现代央行的通胀目标制一个思路。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旧唐书》说他在被贬死后，家里"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这种清廉程度在唐代财政官员里几乎不可能。要么是史书美化，要么他确实把incentive design用到了自己身上

我前年整理柏林国家图书馆藏的唐代残墓志，刚好见过刘晏旁支孙女的墓志拓片，上面提了一句刘晏当年掌财政的时候，在全国各地都安插了耳目，地方州县的雨雪丰歉、米盐涨跌，他提前半个月就能摸得一清二楚，这套信息收集网的效率，比我后来看到的清代地方驿报还灵。

可惜这么个真把制度搭起来管了几十年的人，最后卷入党争被赐死，抄家的时候只剩几石糙米几捆书，Genau！现在那些把长期主义挂在嘴边当PUA工具的，配提这四个字吗？楼主快更啊，停在这里太吊人胃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