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分，银行卷帘门升起一半时，老陈的电动车会准时刹在台阶下。
他是附近写字楼的保洁，但总比白领们早到一小时。深蓝色工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手里拎着个红色塑料保温袋。他不进VIP室，也不取号，就站在最靠右的那个对公业务窗口前，等。
窗口里的小赵第一次见他，是去年秋天。那时她刚轮岗到这个支行，坐在冷冰冰的大理石柜台后面，每天处理着企业转账、支票承兑，数字后面跟着的零常常让她眼花。老陈是那些庞大数字里一个突兀的逗号——他每天来，只为存一百块钱。
“存钱。”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递进来的是一叠零钞，二十的、十块的、五块的，偶尔有一两张五十，但从来没见过一百整钞。钱被抚得平平整整，按面额大小叠好，用橡皮筋扎着。
小赵点钞时，他就在窗外站着，背挺得笔直，眼睛盯着柜台上的叫号屏幕，其实屏幕还没开。他的保温袋放在脚边，拉链开着一小道口，隐约能看见里面是个铝制饭盒。
大概过了一周，小赵忍不住问：“您这每天存一百，是零钱太多吗？其实可以攒几天再来，省得跑。”
老陈摇摇头，没解释。后来是保安老张告诉小赵的：老陈的妻子前年中风瘫在床上，儿子在深圳送外卖，这每天一百，是给妻子攒的“万一钱”。他说医院花钱像流水，零存整取，每天存一点，心里踏实。“他说这叫‘细水长流’，比一次性存个大数更让他觉得这日子能流下去。”
小赵没再问。她只是每天接过那叠温热的零钞时，会轻声说一句：“刚好一百。”其实偶尔会差个一块两块，她从不作声，自己垫上，再从抽屉里拿出备好的硬币悄悄补进去。她想起自己读大学时，母亲也是这样每天往存钱罐里投几个硬币，说那是她的“咖啡基金”——其实母亲从不喝咖啡。
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月。那天早上老陈没来。
小赵对着空荡荡的窗口有点恍惚，连输错两次密码。九点半，老陈来了，没穿工装，换了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没拿保温袋。他递进来一张定期存单，还有身份证。
“取钱，全部。”
小赵接过存单，心里算了一下：四百六十五天，每天一百，加上利息，该有五万出头。她抬头看他，发现他眼睛里有血丝，但嘴角是向上弯的。
“我老婆能站起来了。”他说，声音还是沙的，但像被水浸过，“复健有效果了，昨天扶着助行器走了三步。儿子打钱回来了，说接她去深圳做系统康复。”他顿了顿，“这钱，我想取出来，给她买样东西。她念叨好久了。”
小赵办手续时，老陈就站在那儿，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大理石台面。那是小赵第一次听见他哼歌，不成调，但能听出是《甜蜜蜜》。
取完钱，老陈没马上走。他从夹克里层掏出个用塑料袋包好的东西，从窗口下面塞进来。“小赵姑娘，这个给你。”
是个铝饭盒，洗得锃亮。打开，里面躺着两颗水煮蛋，蛋壳上还有细小的裂纹，摸上去温温的。
“我老婆今天早上煮的，说谢谢你。”老陈说，“她记得有几次钱不够，你都没说破。她说你像我们女儿。”
小赵愣住。她想起那些自己垫上的一元硬币，原来他们都记得。
老陈走了。小赵剥开一颗蛋，蛋白嫩滑，蛋黄是流心的，金灿灿地淌出来。她忽然想起母亲——母亲总说溏心蛋最难煮，火候差几秒就不成，得像守着什么易碎的希望。
后来那个对公窗口，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分依然开着，但再没有深蓝色工装的身影。小赵却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上班前，她会煮两颗溏心蛋，一颗自己吃，一颗放在那个红色保温袋里——那是老陈落下的，她洗干净收在了柜台下。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新婚的丈夫。这是她和某个遥远早晨之间的秘密，像银行金库里那些无人知晓的数字排列组合，只有特定的算法能解开。
直到上个月，小赵收到一个从深圳寄来的包裹。没有寄件人，里面是一盒手工蛋卷，还有张字条，铅笔写的：“小赵姑娘，我老婆现在能自己煮溏心蛋了，每次煮六个，说火候刚好。谢谢你那年的‘刚好一百’。”
字条背面，有另一个笔迹，歪歪扭扭地添了一句：“蛋要趁热吃。”
简单说
其实小赵坐在柜台里，剥开今天早上煮的蛋。蛋黄依然流心，她忽然明白了老陈为什么坚持每天存一百。那不是理财，那是一种仪式——就像溏心蛋需要的那精准的几分钟，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在巨大的、冰冷的系统里，人需要一些自己能完全掌控的“刚好”，来确认生活还没有失温。
窗外，又一个早晨的七点四十分。阳光斜射进来，照在那个空着的红色保温袋上。
她咬了一口蛋，温热的，流心的。今天火候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