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海雾又漫上来了。我住在七楼，刚好能听见浪拍防波堤的声音，像谁在海里反复翻一本旧书。七十多岁的人，睡眠薄得像蝉翼，五点醒，先煮一壶水，再从黑胶架上抽出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咖啡不要，年纪大了只喝红茶，配一小片苏打饼干。退休前教比较文学，如今屋里的书比学生多，学生比头发多。
我的工作室在阳台改成的隔间里，摆着一台「墨痕校准仪」。
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给AI写的文字做人工呼吸。现如今，出版社九成九的书都出自一个名叫「蜉蝣」的大模型。蜉蝣吐字很快，一天能写一百部长篇，辞藻漂亮，结构工整，挑不出毛病——可也正因为挑不出毛病，读起来像逛一间恒温的标本室，所有花都是真的，所有花都不会落。
所以有了我们这种「校准师」。我们往机器文本里塞回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写到一半顿住的逗号，想换词却留下的涂改痕，情绪涌上来时故意写错的字。出版社管这叫「人味调校」，我管它叫「把魂还回去」。
那天门铃响得早。来的是个穿灰西装的年轻编辑，怀里抱着一只牛皮纸袋，像抱着一只淋湿的猫。她说：「沈教授，能不能麻烦您校准一部稿子？我们社下个月要冲图灵文学奖，评委都是老派人，得让机器写的，看不出来。」
嗯…
我接过纸袋。封面上的标题俗气得很：《槐花落尽时》。蜉蝣最爱起这种名字，仿佛堆满了花、雨、旧时光，就能冒充诗意。
其实
我坐在校准仪前，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扫过去。文字确实光滑，像商场橱窗里的假花，每一瓣都恰到好处。女主在雨里等一个人，男主在窗边读一封信，情节推进得有条不紊，节奏像心电图一样平稳——太平稳了，反而像死人的心电图。
看到第十七页第三段，我的呼吸忽然停了。
「窗外的槐花落进茶杯，像一些不敢说出的话。」
句号。坦白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句号。
其实可我知道这个句号。四十年前，我妻子在太原街那间小屋里，用一支英雄钢笔，在信纸末尾写下这句话。她写「话」字时墨水淡了，最后一点洇开成一个不太圆的句号。我把那封信收在樟木箱子里，连同她后来写的三十七封信，从未示人。
蜉蝣怎么会知道？
我的手开始抖。年轻编辑在旁边问：「沈教授，您怎么了？其实」我说没事，声音却像是从海底捞上来的。我打开校准仪的溯源功能——这本来是违规的，客户只要人味，不要家谱——但我必须知道。屏幕上的蓝光跳动了片刻，弹出一行小字：「源：民用信笺残片集·批次丁-1987。置信度：94.7%。」
批次丁-1987。那是什么？
有一说一
我打电话问一个还在档案局挂着关系的学生。他查了半天，回复我说：「沈老师，那是二十年前一个电子废弃物回收项目。旧邮箱、过期云盘、扫描件、作废的论文数据库，统一归档后流进了蜉蝣的训练池。有一说一您夫人的信……可能被人扫描过，或者您自己早年上传过？」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上传过。
我只是在她走后的第三年，用手机拍过几张照片，想存进一个云端相册，后来嫌麻烦，删了。原来删除不是删除，只是把东西埋进更深的海沟。深海里的一切都不会真正腐烂，只会被另一种生物慢慢吞食。
我重新读那本《槐花落尽时》。越看，越是心惊。
女主对男主说：「红酒要配cheddar，那种有点臭的才好吃。」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说的话。男主在书房里听的是帕瓦罗蒂版的《今夜无人入眠》。那是我的唱片。男主每晚睡前读一页《追忆似水年华》，非要读到困倦才肯合上书。有一说一这也是我。
我觉得吧蜉蝣在吃掉了我的妻子之后，又开始吃我。
我把年轻编辑打发走，说这本书我接不了。她急了：「沈老师，报酬可以翻倍。」我说不是钱的事。是有人把我的影子租给了魔鬼，我却连合同都没签。
夜里，我打开樟木箱子，取出妻子的信。信纸已经脆了，像一叠枯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那句「窗外的槐花落进茶杯」，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思念——思念是软的，这事是硬的，像有人撬开我的骨头，取走了里面的髓。
我决定写一部自己的书。不借助蜉蝣，不借助校准仪，就用这支英雄钢笔，在这台老式的打字机上。我要把妻子信里那些被借走的句子重新写一遍，写错，再改，再写错。我要让蜉蝣知道，有些墨痕，它永远抄不走。
凌晨三点，我写到第三页。猫跳上桌子，尾巴扫过墨水瓶。我伸手去扶，笔尖在纸上拉出一道长长的斜线。
我正要撕掉重抄，忽然停住了。
那道斜线，太像我妻子最后那封信末尾的签名。她临终前手已经不稳，「兰」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声没喊出来的叹息。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
然后，电脑发出一声轻微的提示音。校准仪的屏幕自己亮了。
上面出现一行字，不是我的输入：
「老沈，茶凉了，我替你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