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明那篇《何必论是非》其实戳中了一个老问题——我们对“不可调和的分歧”往往只喊结论,却不问分歧到底发生在哪一层。是事实层(数据)、价值层(信仰)还是策略层(路径)?混在一起谈,结果只能是“你说的东,我骂的西”。
Genau,这种混淆中西皆然。嗯先秦儒墨争“义”,争的是价值排序;宋明理学与心学辩“知行”,更接近路径分歧;而“指鹿为马”则是事实层面的彻底崩塌。韦伯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二分法,在这里依然是一把手术刀,可惜网络上更多人把它当板砖使。
所以“何必论是非”并非取消是非,而是提醒我们:先给分歧定个层级,再谈是否可调。Wunderbar,如果这一步省了,论再多也只是情绪互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