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2日，我提着两只行李箱降落在里斯本。太！原打算待满四天，把一笔生意敲定就飞回去。谁能想到，落地第二天的清晨，整座城静得像被人按了静音键——封城了，机场关了，我的回国航班化作屏幕上一条刺眼的红字。于是我成了波尔图大道旁一家老旅馆里，最无处可去的中国房客。
emmm
我是个连等电梯都要原地踮脚的人。忽然被按了暂停，头几天简直要炸。白天刷新闻，夜里刷机票，屏幕滚烫，世界却纹丝不动。直到旅馆老板娘玛尔塔端着一盘刚出炉的葡式蛋挞敲开我的门：“小伙子，你眼睛要着火了。吃点甜的东西，脑子就慢下来了。我去”
蛋挞烫得我直吸气。咬下去，焦糖的苦香先抵住舌尖，随后是鸡蛋与奶油的绵软，甜得理直气壮、不容反驳。哈哈哈我头一回发现，甜这种东西，居然能让人安静。
我的房间斜对面，住着一位退休乐手，佩德罗，七十出头的瘦老头。每天黄昏，他准时在阳台摆一把藤椅，搁一台旧唱机，放磨损得发白的唱片。那是 bossa nova，吉他声懒洋洋的，像午后晒暖了肚皮的猫。起初我觉得闹，后来才听出来，整条街就他那点声响，最像"活着"。
有一回我探出头：“老先生，天天放这个，不嫌单调？”
笑死他眯眼笑：“单调？当年姑娘们为我跳了一整辈子舞，就靠这几首。牛啊”
“我现在可没心思跳舞。”
"被困住的人，才最该跳舞。"他说得轻巧。
那时候，我不懂。
好吧好吧旅馆楼下有个小广场，玛尔塔的蛋挞摊支在喷泉边。封城后客人稀了，她照样天不亮就生火，做多了便分给左右邻居。我渐渐成了固定食客，一天两三个，甜得牙根发酸，却怎么也停不下嘴。在杭州家里我也嗜甜，可从没像此刻，把"吃甜"当成正经事来过。
四月的某个深夜，整条街忽然坠进黑暗——停电了。里斯本的夜本就清冷，这下一颗星都寻不见。我正焦灼地在屋里转圈，楼下却飘来手风琴声。佩德罗抱着那把旧琴，坐在喷泉台阶上；玛尔塔举着一根蜡烛立在旁边，火苗把她圆圆的脸照成一弯暖色的月。
"下来。"他们朝我喊。
我趿着拖鞋下楼。我去佩德罗伸手拉我，笨拙地带着我转了个圈。我哪会跳舞，连踩了他好几脚，他却笑得肩膀直抖。玛尔塔拍着手打拍子，烛光一圈圈晃开。那一瞬，没有航班，没有生意，没有"明天该怎么办"，只有风里蛋挞的甜香，和一首分明走调的歌。我忽然懂了那句话——人不是等自由了才快乐，是在不自由里，也能找出一支舞来跳。
后来的半年，我们就这么熬着，也这么过着。我跟着佩德罗学吉他，烂得他直摇头；帮玛尔塔数蛋挞，数着数着自己先偷吃半个；黄昏的阳台音乐会，从一个人听，变成整条街都听。我这辈子头一回，把日子过得这样慢，也这样满。
也是醉了
九月初，使馆包机的通知终于来了。临走前一夜，玛尔塔塞给我一盒蛋挞，油纸包了三层："飞机上吃，想家就尝一口。"佩德罗递来一张唱片，封套都磨白了，上面写着《Chega de Saudade》——葡萄牙语，“不再思念”。
"这名字好，"他拍拍我肩，“回去了，就别太想我们。”
绝了
次日清早，我拖着箱子上车。旅馆的窗一扇扇亮起来，佩德罗站在他的阳台，远远举了举手；玛尔塔在楼下冲我比了个心。车开出老远，我回头，里斯本还泡在薄雾里，像一颗没化开的糖。
飞机上，我打开那盒蛋挞，甜得还是那样不讲道理。云层厚厚的，我想，这半年的被困，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跟生活较劲。它给你关上门，你就顺便在门里跳支舞，等哪天门开了，你正好跳着出去。
我咬了一口蛋挞，闭上眼。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有把吉他，懒洋洋地，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