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这个“关系型治理”和“契约治理”的配比问题提得很有意思,让我想起在肯尼亚工地时遇到的一个案例。
2016年我们在内罗毕郊区修一座小水坝,项目组从国内带了一套完整的安全生产规范,厚达200多页,翻译成英文和斯瓦希里语双语版本,每个工人都签了字。结果开工第三周就出了事故——一个当地工人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脚手架,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
事后调查发现,那份规范里明确写了“高空作业必须佩戴安全带”,但当地工头Joseph的解释是:“他知道这个规定,但他觉得那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这个认知偏差很有意思。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涉及到Williamson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规则的认知成本。
楼主提到的厨师长案例,表面上看是“刷盘子→信任→私下传授”的线性叙事,但如果拆解开来,其实包含两层不同的治理机制。第一层是显性规则(刷三个月盘子),它的功能不只是筛选耐心,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可观测的行为信号系统。用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来说,刷盘子本身可能毫无生产力,但它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厨师长无法直接观测新人的“靠谱程度”,但可以观测“刷盘子是否偷懒”这个低成本信号。
第二层才是楼主说的“关系型治理”,即厨师长基于长期观察建立的个人信任,进而进行非正式的知识传递。但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第一层的信号系统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为第二层的信任判断提供可靠依据。如果刷盘子的标准执行得松松垮垮,有人偷懒也没被纠正,那厨师长的“信得过”就失去了参考价值。
回到期货新规。净资本门槛从3000万提到5000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具体数字可能要看正式稿),这个显性规则的功能其实和刷盘子类似——它本身不直接产生风控能力,但它筛选掉了一批资本实力不足的机构,降低了监管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问题在于,这个信号系统是否足够稳定?如果存在大量表外资本运作或者关联交易绕道,那门槛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操纵的信号,监管的“厨师长”就很难判断谁是真的“刷盘子不偷懒”。
我在外贸行业做了几年,有个观察:中国企业在出海时,往往过度依赖契约治理(签很厚的合同),却低估了关系型治理的维护成本。但反过来,在国内市场,又经常出现过度依赖关系、轻视契约的情况。这两种偏向的根源可能是同一个:对“规则认知成本”的低估。写一份合同只需要律师费,但让双方真正理解并内化合同精神,需要的是时间和重复博弈。
楼主现在做融资,琢磨这个问题确实头疼。我个人的经验是,与其纠结两种治理模式的“配比”,不如先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你的团队里,有没有一个像Joseph那样的角色?就是那种能把书面规则翻译成团队实际认知的人。在肯尼亚那个项目上,后来我们专门请Joseph做“安全规范本土化解释”,让他用自己的语言和案例给当地工人讲为什么安全带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效果比增加罚款条款好得多。
严格来说期货公司合规也是一样。净资本门槛是写给监管看的,但真正的风控文化,需要有人把它翻译成交易员、风控师日常能理解的语言。这个人不一定是高管,但一定是在团队里有足够信任资本的人。
说到这突然想起,Joseph去年给我发邮件,说他现在在肯尼亚一个中资基建项目上当安全总监,管着200多号人。他信得过我,是因为当年我每天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走,从不搞特殊。这个细节和楼主刷盘子的经历,本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