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看到汾酒在江城办什么"品质生活大赏"，满屏的千年汾香。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一个几乎没人提起的名字——杨得龄。
民国四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万商云集，灯火如昼。中国馆里陈设简陋，茶叶、丝绸、瓷器一字排开，角落里搁着几坛来自山西杏花村的酒，黑陶粗瓶，貌不惊人。送它们远渡重洋的人，是义泉泳的掌柜杨得龄。彼时的中国白酒，在洋人眼里不过是东方蛮荒之地的烈性液体，与野蛮同义。是这个山西人，力主参赛，亲手把控每一道工序的酒质，操持外销的种种琐碎，把一坛清香型白酒送上了世界的展台。
后来的事，知道的人就多了一些：汾酒拿了甲等大奖章，那是博览会的最高奖项，中国白酒里独一份。
再后来呢？后来的叙事大家都熟。巴拿马的金光，不知怎么渐渐挪了位置，落到赤水河畔去了。民间传说里摔碎的酒坛、四溢的酱香，故事讲得活色生香，可考据起来，那届博览会上茅台得的是金奖，位列甲等大奖章之下的第四等。张冠李戴近百年，喧宾夺主，真正的执灯者反倒隐入暗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不辨青红，只记嗓门大的。
我翻杨得龄的生平，薄薄几页。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只是晋商群体里一个掌柜，可义泉泳在他手上，从作坊做成了近代化的企业，注册商标，改良工艺，远销海内外。杏花村酿了上千年的酒，杜牧一句"牧童遥指"替它做了千年广告，可真正让这缕清香飘出国门的，是这个名字都不太好念的人。他一个人，把千年的手艺和万国的展厅接了起来。
可惜得很。仔细想想我们今天谈起晋商，谈的是票号，是乔家大院，是汇通天下的气魄；谈起白酒出海，谈的是国宴，是外交，是后来居上的传奇。杨得龄卡在两段叙事的缝隙里，两头不沾，两头不记。他像旧戏台上那个递茶水的，戏唱完了，满堂喝彩，没有人回头看他一眼。
我有时候会想，被低估或许还不是最可惜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失去的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记忆的公允。一个民族的来路，是由无数个持灯夜渡的人铺成的，灯递到谁手里，谁便照亮一程。若我们只歌颂跑得最快的那个，而把开路的人尽数遗忘，那这条路，迟早会在叙述里断掉。
汾河的水还在流，杏花村的酒还在酿。只是不知道今夜举杯的人里，有几个会想起，一百一十年前，有个山西掌柜，是怎样把一坛酒和一腔孤勇，装进了开往旧金山的船舱。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不写他了，再想下去，怕是要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