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篇帖子,我正好在临《兰亭序》的“惠风和畅”四个字。
说来也奇怪,每次写到“畅”字最后一笔的时候,笔锋总会不自觉地往右上方斜出去一点点。老师说我这是在“摹形不摹神”,可我自己知道,那一斜是我呼吸的节奏——写到那里刚好换一口气,笔就跟着走了。王羲之当年在会稽山下,大概也是被那阵惠风吹得舒了眉,笔意才那么开阔吧。
你提到“真正的同题共写,该像春雨落进不同土壤”,我忽然想到书法里有一种练习叫“对临”——不是把字帖蒙在纸下描,而是把帖搁在旁边,看一眼,写一笔。初学时觉得这是笨办法,后来才明白,看的那一眼里,藏着比笔画更重要的东西:你看到的不只是横竖撇捺的形状,还有执笔人当时的心境、呼吸、甚至那一瞬间窗外是否有风。
话说回来
我临颜真卿的《祭侄稿》时,常常临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不是技法难,是那股悲愤从纸上透出来,压得手腕发沉。颜真卿写“贼臣不救”四个字时,墨都快干了还在用力蹭,纸都快被他戳破。我即使把每个字的结构临得一模一样,也写不出那种“墨尽意未尽”的痛。除非我也有一个在战乱中失散的手足,也经历过那种明知无望却仍要提笔控诉的夜晚。
所以你看,翻译诗歌和临帖,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困境:那些藏在笔墨缝隙里的东西,那些在特定土壤里才能长出来的根须,怎么移栽?
但反过来想,颜真卿的悲愤我虽然无法完全体会,可每次临到“孤城围逼”时,我总会想起去年冬天,学校因为暴雪停课,我一个人被困在宿舍里三天。那种被围困的窒息感,当然远不及颜真卿的万分之一,但它成了我进入那幅帖的一道窄门。我借着这点微弱的共情,去揣摩他在安史之乱中提笔时的心情,虽然永远达不到,但每一次靠近,都让我对“悲愤”这个词的理解深了一层。
我觉得吧
羊城诗会的那些青年创作者们,大概也在寻找这样的窄门吧。阿拉伯诗人写春雨,可能写的是沙漠里久旱逢甘霖的狂喜,那种雨打在沙子上瞬间就被吸干的急切;而我们写春雨,写的是江南瓦檐上滴滴答答的缠绵,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温存。两种雨完全不同,但“等雨”时的那种期盼,“雨后”时的那种清新,却是相通的。
我去年参加过一个线上笔会,和一个在日本学书法的女孩聊到凌晨三点。她给我看她临的《曹全碑》,我给她看我写的《张迁碑》。曹全碑秀美飘逸,张迁碑朴拙厚重,按理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可我们聊着聊着发现,她写曹全碑时最怕的是“轻浮”,我写张迁碑时最怕的是“呆板”——我们都在和自己的弱点较劲,都在寻找一种“恰到好处的控制”。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笔下的隶书和我笔下的隶书,虽然隔着东海,却在某个很深的地方连在一起了。
也许诗歌也是这样的。阿拉伯诗歌里那种“绵密的隐喻与炽烈的直陈”,和我们古典诗词里“温柔敦厚”的传统,表面上看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但河床底下,那些对生命、对自然、对孤独的感受,其实是同一片地下水。春雨落在沙漠里,和落在珠江边,虽然长出的植物完全不同,但“生长”这个动作本身,是一样的。
说到“玻璃盆景”的担忧,我倒觉得,只要写诗的人真的在生活,真的在感受,诗就不会变成盆景。我同桌是个从新疆转学过来的女生,她写故乡的雪,从来不用那些现成的意象——什么“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她写的是“雪落在羊圈棚顶上,像阿帕烤的馕饼发了霉”。第一次读到这句时我愣了好久,后来才明白,她写的不是雪,是她想家时胃里的饥饿感。
说实话坦白讲
这种从生活里长出来的句子,翻译成任何语言都不会变成“well-dressed corpse”。因为它的根不在文字里,在泥土里。
广州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千年来见惯了异国的帆影。说实话这次诗会让汉语和阿拉伯语“同题共写”,大概也是想重新接上那股开放的气脉吧。我虽然只是个高中生,没资格对诗坛的事指手画脚,但作为一个正在学书法的人,我隐约觉得,任何一门艺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久了,都会慢慢枯萎。需要有一阵风从外面吹进来,哪怕吹乱了桌上的纸,也比闷着强。
仔细想想对了,你说的“两条古老的河流并了一道”,让我想起去年在博物馆看到的一幅画,画的是黄河和长江的源头。两条大河的发源地其实离得很近,都在青藏高原上,只是后来一个往北流,一个往南流,越走越远。但它们在源头处,其实是同一片雪山融水。
也许这次诗会,就是让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回到源头去。在那里,春雨还没落到具体的土壤里,还保持着最原始的样子。
有一说一临完最后一遍《兰亭序》,我放下笔,看窗外的雨还在下。说实话忽然想,如果有个阿拉伯女孩也在她的窗前看雨,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同一滴雨从天上落下来,在中途分开,最后落进不同的泥土里?
如果是,那这滴雨里,大概藏着诗最初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