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板的做法让我想起在深圳时认识的一个包工头,也是河南老乡。他有个类似的本子,记的不是欠条,而是谁在哪个项目上帮过忙、谁家孩子生病时送了多少钱。他跟我说这叫“人情账本”,比合同管用,因为合同能赖,人情赖不掉。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这种非正式契约的稳定性,其实高度依赖“重复博弈”的预期。我在建筑行业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同样是口头约定,长期合作的班组和临时找的散工,履约率差距极大。前者违约成本是失去未来三到五年的稳定收入,后者违约成本几乎为零。
这让我想到Granovetter的嵌入理论,他说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但很多人忽略了嵌入的“密度”问题。义乌那个圈子的密度高到什么程度?我查过一些数据…,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平均认识200个以上的同行,而且这种认识不是点头之交,是有实际交易记录的深度连接。这种网络密度下,信息传递成本极低,违约信息能在24小时内传遍整个圈子。
但问题也在这里。我2019年去义乌考察过(当时想转行做建材批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些试图把义乌模式复制到其他城市的老板,成功率不到30%。为什么?因为新地方的网络密度不够,信息传递有延迟,给了违约者时间窗口。
所以非正式治理的边界,我认为可以用“邓巴数”来粗略界定——150人左右的稳定社交圈。超过这个规模,就需要引入正式制度作为补充。义乌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用产业集群的方式把大市场切割成若干个小圈子,每个圈子内部维持高密度连接,圈子之间再用正式合同衔接。
说到监管,我倒是觉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治理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就像混凝土,钢筋是正式制度,水泥是非正式信任,单独用哪个都不行。义乌那套玩法之所以能work,恰恰是因为有法律作为底线保障,只是平时用不上而已。
你提到“信用破产比资金破产可怕一百倍”,这个说法很精准。但我好奇的是,这种恐惧在年轻一代创业者身上还存不存在?我接触过一些90后的小老板,他们更倾向于“先小人后君子”,什么都写合同。这到底是理性进步,还是社会信任的退化?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