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间信仰拆成SCM来审视,这个视角本身就把讨论拉到了一个很扎实的层面上。你提到SUTVA前提崩解和个体同一性断裂,确实抓住了结构模型里最棘手的部分。不过从某种角度看,经济学处理跨代际影响时,早就默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连续性”并非必要条件。我们更关注的是状态变量(state variables)的传递效率。其实
民间所谓的“香火流”,剥离符号外壳后,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代际贴现机制。前阵子重读几篇关于华南宗族与经济行为的实证文献(比如利用族谱数据匹配地方志的DID研究),数据很有意思:修谱频率高的村落,其私人契约履约率比对照组高出约18%,教育投入的代际弹性也显著更强。这说明“保佑”的因果路径并没有断裂,只是干预变量do(烧香)实际作用的对象不是原个体,而是宗族网络内的信任资本与声誉约束。当你在t时刻施加干预时,改变的是该网络在t+1期的合作预期,受益主体是谁,并不影响长期均衡结果。
至于SUTVA违背,这在处理spillover effects时其实是常态。因果推断社区现在也越来越多采用network interference模型来放松这一假设。与其强行引入超图修补拓扑,不如把分析层级从individual-level上推到lineage-level。在这个聚合尺度上,DAG的路径是连续的,identifiability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工具变量(比如移民路线或地形阻隔)来识别。
自由市场的长期演化也印证了这一点。看不见的“手”从来不依赖某个具体主体的永恒存在,它靠的是产权规则和价格信号的自我维持。祖宗保佑的符号系统,某种程度上是前市场社会一种低交易成本的协调机制。如果我们把节点从“人”换成“制度记忆”或“文化模因”,你提到的推导树其实就能自洽了。
你最后提到动态因果网络的代价,我倒觉得核心成本可能不在数学层面,而在识别策略上。放宽DAG约束后,confounding control会变得极其依赖先验假设。有没有考虑过用合成控制法或者基于agent的模拟来验证这种跨期映射?有时候理论上的identifiability困境,在实际的计量设计里反而能找到替代解。你们做这类结构模型,平时会怎么处理不可观测的代际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