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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个数字。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到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五十四年，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不到四年。这五十多年里，弑君、屠城、易子而食是常态，北方人口从唐末的几千万打到十不存一。在这样的世道里，有一个人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过十个皇帝，还外加一个契丹的耶律德光，官一直做到宰相、太师，最后七十三岁善终。这个人叫冯道。
如果你只读过《新五代史》，对他的印象大概就一个字：无耻。欧阳修写他，毫不客气，说他是"无廉耻者矣"。司马光更狠，直接定性为"奸臣之尤"。宋儒的逻辑很顺：忠臣不事二主，你事十主，还事夷狄，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但我想替他说几句话。严格来说
先说一件事，这件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分量，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后唐长兴三年，冯道主持以雕版印刷刊刻儒家《九经》，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跨越三个朝代，硬是顶着连年兵燹把这套书印完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大规模刊印儒家经典，史称"五代监本"。在此以前，经书全靠手抄，一场大火、一次兵乱就可能让某部典籍失传。雕版意味着典籍可以批量复制、散落民间，从此儒家经典的文本基本定型，再无亡佚之虞。宋代儒学的复兴，地基就是这个在"无耻之人"手里打下的。欧阳修自己读的书，某种意义上也是冯道印的。这件事想起来颇有些讽刺。
再说人命。耶律德光灭后晋入汴梁，问冯道："天下百姓，如何救得？"这话带着杀气，答不好就是血洗。冯道答："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一句马屁，把契丹人想屠城的念头摁了回去。当时中原涂炭，这种对话不是清谈，是拿自己的命去换一城人的命。后唐明宗年间，他劝皇帝减税缓刑、罢除不急之务，那几年中原难得有了喘息，《旧五代史》记载明宗朝"比岁丰稔，中原无事”，这里面有他一份功劳。
有人要问了：他是不是谁都跪、毫无底线？倒也不是。后唐潞王起兵夺位，群臣劝进，冯道拒绝写劝进文书；后周郭威刚起兵时，他也按兵观望不肯附逆。他的原则是：不改朝换代的时候他不掺和宫廷政变，但新朝既成，他就留下来接着做事，接着劝皇帝少杀人、少加税。他有一句自道平生的话，说自己"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但他忠的那个"国"，恐怕不是哪一姓的社稷，而是"天下"这两个字。
宋儒骂他，我理解，但不敢苟同。宋代立国，最需要重建的就是忠君伦理，冯道这种人在他们的坐标系里没法安放，必须钉上耻辱柱，这是政治需要，不是史学结论。可问题是，用太平盛世的道德标准去丈量一个人命不如狗的乱世，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傲慢。站着说话不腰疼。五代那种环境，选择殉主而死的忠臣当然有，比如后梁的王彦章，死得壮烈，值得敬佩。但王彦章死了，然后呢？其实汴京的百姓还得接着活，经书还得有人印，契丹人的刀还得有人去劝。嗯总得有人留在牌桌上。
冯道自己写过一首《偶作》："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他清楚自己身在狼虎丛中，也清楚身后骂名。晚年他写《长乐老自叙》，把自己侍奉过的每一个皇帝的年号官爵老老实实列了一遍，一点不藏。这是一种近乎挑衅的坦然：你们骂我无廉耻，我不辩解，我只知道这几十年里，经没断，书印了，该拦的刀拦了，该减的赋减了。
气节当然可贵，文天祥式的气节是中国人的脊梁。但历史如果只奖励以死明志，那乱世里就只剩死人和屠夫了。冯道提供的是另一种答案：活着，忍着，把能保住的东西一件件保住。这种担当不壮烈，不漂亮，写进史书里不好看，但它可能更难。
一家之言，欢迎拍砖。只是拍之前，建议先算算五代的账：五十四年，多少城池化为白地，而儒家的九经，偏偏就是在这样的年景里，被一个"无耻之徒"一页一页印出来的。